當初，李煜下決心與宋廷決一死戰時，對軍國大事也作了貌似周密地部署。軍事委皇甫繼勳，政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為內殿傳詔。問題是，這個“內殿傳詔”極有名堂，直屬於設定在內苑的澄心堂，“中旨由之出”。這就意味著，徐元瑀等人有了上下其手的機會：

任意扣壓前方十萬火急的軍情不報；繞過中書、密院這樣的政事機構，直接向前方將領下達命令，以至大臣無由得知前線實情，深居內苑的李煜自然更不知道了。不知道曹彬的軍隊已進抵金陵城下，不知道開寶八年（975）二月，宋師已拔金陵城關，不知道是年三月，吳越國進攻常州，守將以城降。

而所謂的“內殿傳詔”膽敢如此作為，竟與李煜極為信任的、並且肩負國家之重的一員大將有關係。他就是皇甫繼勳。李煜做夢也想不到，皇甫繼勳竟會是這樣一個人：

保惜富貴，無效死意，第欲後主亟降。

於是，手下偏將欲效力疆場，募死士謀夜出城奮擊，皇甫繼勳則鞭而囚之。最為關鍵的一點是，他竟勾結“傳詔使”，一切蔽塞。最後發展到，拒絕參加李煜召集的御前會議。

處事不當，用人失策，這是李煜當負的責任。相較於精明的趙匡胤，這場較量顯然極為不對等，勝負事實上已然見分曉。更何況李煜自以為得計，浪漫地填詞作賦，溫柔在他的庭院深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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