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丹年這一輩子，不知道上表過多少喜報。

在那風雲激盪的年代裡，喜報是人們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過，喜報要做成什麼樣，以什麼形式來報，卻也有些預設的潛規則。

以糧食產量為例，如果是畝產萬斤以上的大衛星，那就要開花車，遊長街，派人專程前往縣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通知報社，邀請記者，攝影留念，浩浩蕩蕩的前往省城報告喜訊。

如果是畝產五千斤或者三千斤的普通衛星，那花車遊街就可以省下了，省政府也可以不用去了，到市政府或者地區所在地報捷即可，至於畝產一千斤的小型衛星，通常是縣內自己熱鬧一下，貼幾張大紅喜報就算結束。

趙丹年對喜報中學的成績，也有著類似的認識。

假如是有一個人考上大學，不管是什麼學校，只要拿到任何一個大中專院校的錄取通知書，趙丹年就準備將喜訊用紅榜貼遍學校和溪縣。畢竟，溪縣內能夠教出大學生的中學，也就是那麼幾個。

假如有七八個，或者再稍微多一點的人能考上大學——這已經是趙丹年設想的最好情況了，他就準備去南湖市教育局貼捷報。

這種捷報就和大字報差不多，一樣的紅紙，一樣的大黑字，只是內容是捷報罷了。

在80年代的中國，這種大字報就和30年後的自媒體差不多。

有名的傢伙寫的大字報的傳播範圍會很廣，正如有名的傢伙的自媒體會有很多人去看一樣。有意思的大字報也會傳播的很廣，正如有意思的自媒體文章會被自發傳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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