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故鄉”這個詞，它在羅馬尼亞被兩種人佔有著。一類是村裡的施瓦本波爾卡男人和道德專家，另一類是政府的機關幹部。村莊故鄉是德意志狂的，國家故鄉屬於無主見和盲目恐懼。兩種故鄉概念都是偏狹的、懼外（國人）的和傲慢的，四處嗅著背叛的氣息。二者都需要敵人，做出的判斷籠統、敵意、最終有效，即便錯了也不屑於更改。我第一本書出版後，村裡人在街上遇見我，會朝我臉上吐唾沫，從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給我九十歲的外公颳了幾十年鬍子的理髮師宣稱，以後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員們不再和我母親同坐一輛拖拉機或馬車，他們在遼闊的玉米地裡用孤立懲罰她，只為她有個可恥的女兒。母親和女兒，因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樣的孤獨。母親進城來找我，她不想對我抱怨，但我從她的眼淚中聽出了明明白白的譴責：“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後是不用回村了，但我還得在那裡生活呀。”政府把我帶走審問時，村裡的警察把母親在辦公室整整關了一天。我不為家人的勸說所動，我不能讓別人左右我該寫什麼，該說什麼，讓我收回我對他們和政府說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從不對他們說，他們也不問，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牽扯進來，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明白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連政策下，他們也被牽連進來。我欠家人很多，但又無力改變現狀。如果說這就是我的故鄉，那只是因為我會說這個地方的語言。然而，正因為我會他們的語言，我們之間永遠沒有共同語言。在最短的一句話裡，我們要說的內容已經大相徑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喬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話上，這句話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別》。塞姆朗曾被關在集中營，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移民到這塊陌生的國土，塞姆朗說：“並非語言即家園，家園是被說出者。”這說明他了解人們內心需要與表達的內容有最起碼的認同，以便歸屬它們。在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語之所承載與他的生命格格不入，這時的西語怎能成為他的故鄉？塞姆朗的“家園即被說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賣弄有關故鄉生存的最悲慘細節。有多少人依然會因為一句話鋃鐺入獄，又有多少人從未在他們的母語中找到家園。薩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時候，他在俄語中還能找到家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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