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過蘇聯影片《外套》，那是根據果戈理的小說改編攝製的。影片的確不錯，強烈地打動了觀眾的心。可是我看完電影，整個晚上不舒服，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壓在心上，而且有透不過氣的感覺。眼前有一個影子晃來晃去，不用說，就是那個小公務員阿加基·巴什馬金。過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漸漸淡去。但是另一個人的畫顏又在我的腦子裡出現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個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務員。

汪文宣並不是真實的人，然而我總覺得他是我極熟的朋友。在過去我天天看見他，處處看見他。他總是臉色蒼白，眼睛無光，兩頰少向，埋著頭，垂著手，小聲咳嗽，輕輕走路，好象害怕驚動旁人一樣。他心地善良，從來不想傷害別人，只希望自己能夠無病無災、簡簡單單地活下去。象這樣的人我的確看得太多，也認識不少。他們在舊社會里到處遭受白眼，不聲不響地忍受種種不合理的待遇，終日終年辛辛苦苦地認真工作，卻無法讓一家人得到溫飽。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慘的死亡，只有在斷氣的時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兒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們到死還不能瞑目。

在舊社會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盡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貧困中過著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從前一般的忠厚老實人都有這樣一個信仰：“好人好報”。可是在舊社會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報，“壞人得志”倒是常見的現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間樓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裡開始寫《寒夜》，正是壞人得志的時候。我寫了幾頁就擱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筆接著一年前中斷的地方寫下去，那時在重慶，在國統區仍然是壞人得志的時候。我寫這部小說正是想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我的目的無非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我進行寫作的時候，好象常常聽見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說，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我對他們有感情。我雖然不贊成他們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為自己眼看他們走向死亡無法幫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們伸冤，至少也得繪下他們的影像，留作紀念，讓我永遠記住他們，讓旁人不要學他們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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