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淪陷的時候，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下一間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裡，晚上常常要準備蠟燭來照亮書桌，午夜還得拿熱水瓶向叫賣“炒米糖開水”的老人買開水解渴。我睡得遲，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礙著我的睡眠。白天整個屋子都是叫賣聲，吵架聲，談話聲，戲院裡的鑼鼓聲。好象四面八方都有聲音傳來，甚至關在小屋子裡我也得不到安靜。那時候，我正在校對一部朋友翻譯的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有時也為著幾位從桂林逃難出來的朋友做一點小事情。有一天趙家壁兄突然來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來的。他在桂林創辦的事業已經被敵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搶救出來的一小部分圖書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為灰燼。那損失使他痛苦，但是他並不灰心。他決心要在重慶建立一個新的據點，我答應幫忙。

於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裡我開始寫了長篇小說《寒夜》。我從來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連做夢也不敢妄想寫史詩。誠如一個“從生活的洞口……”的“批評家”所說，我“不敢面對鮮血淋漓的現實”，所以我只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我只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但是我並沒有撒謊。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著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這小說我時寫時輟，兩年後才寫完了它，可是家壁兄服務的那個書店已經停業了（晨光出版公司還是最近成立的）。並且在這中間我還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個哥哥，他們都是吐盡血痰後寂寞地死去的；在這中間“勝利”給我們帶來希望，又把希望逐漸給我們拿走。我沒有在小說的最後照“批評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喲喲，黎明！”，並不是害怕說了就會被人“捉來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被生活拖死的人斷氣時已經沒有力氣呼叫“黎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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