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裡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那麼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小說，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這不是虛假的話，但是我有這種想法還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我借覺新鞭撻自己的說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過去我一直背誦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丹東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斷頭機上，後來給埋葬在巴黎先賢祠裡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過先賢祠，但是那裡的情況，我一點也記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他的姓名要長留在先賢祠裡。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寫過一個短篇《丹東的悲哀》對他有些不滿，但他那為國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我在三十年代就幾次引用丹東的名句，我寫覺慧時經常想到這句話。有人說覺慧是我，其實並不是。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後，我對自己可以說看得比較清楚了。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著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看來並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別人強加於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著頭立在臺上受批判一樣。在向著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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