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於文藝的批評日見其多了，是好現象；然而批評日見其怪了，是壞現象，愈多反而愈壞。

我看了很覺得不以為然的是胡夢華君對於汪靜之君《蕙的風》的批評，尤其覺得非常不以為然的是胡君答覆章鴻熙君的信〔２〕。

一，胡君因為《蕙的風》裡有一句“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３〕一樣的罪：這是鍛鍊周納〔４〕的。《金瓶梅》卷首誠然有“意中人”三個字，但不能因為有三個字相同，便說這書和那書是一模樣。例如胡君要青年去懺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說是一部“改過的書”，若因為這一點意思偶合，而說胡君的主張也等於《金瓶梅》，我實在沒有這樣的粗心和大膽。我以為中國之所謂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卻未必都如此不淨；倘竟如此不淨，則即使“授受不親”〔５〕，後來也就會“瞟”，以至於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時便是一部《禮記》〔６〕，也即等於《金瓶梅》了，又何有於《蕙的風》？

二，胡君因為詩裡有“一個和尚悔出家”的話，便說是誣衊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釋迦牟尼〔７〕佛：這是近於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數來恫嚇，失了批評的態度的。其實一個和尚悔出家，並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沒有一個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國豈不是常有酒肉和尚，還俗和尚麼？非“悔出家”而何？倘說那些是壞和尚，則那詩裡的便是壞和尚之一，又何至誣衊了普天下的和尚呢？這正如胡君說一本詩集是不道德，並不算誣衊了普天下的詩人。至於釋迦牟尼，可更與文藝界“風馬牛”〔８〕了，據他老先生的教訓，則做詩便犯了“綺語戒”〔９〕，無論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報，可怕得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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