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２〕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３〕，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４〕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５〕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準，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麼說：《弁言》雲，“雜誌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佈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邇例”的宣言，併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７〕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託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並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於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雲“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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