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ＡＳｍｅｄｌｅｙ）〔２〕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３〕——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著有二大主題支配著，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裡，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卻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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