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克林威爾》(Cromwell)是浪漫主義文學的一部傑作,然而雨果的《克林威爾》的序言卻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理論文字;雨果是作家而同時又是理論家的。
寫了《浮士德》的歌德是作家,但寫了“PropylaenA”雜誌的“導言”的歌德卻是文藝理論家;歌德也是作家而同時又是理論家的。
左拉是《羅貢。馬惹》的作者,然而同時又是《實驗小說》這理論文字的作者;他也是作家而又同時是理論家的。
綏拉菲摩維支寫了《鐵流》,卻也寫了《我怎麼寫鐵流》;革拉特珂夫寫了《士敏土》,卻也寫了《我怎麼寫士敏土》。這兩位又是作家而同時是理論家的。
文藝理論家和創作家可以是一個人,亦可以是兩個人,有不寫創作的理論家,亦有不讀文藝理論的創作家;有以自己的理論去反對別的理論家的理論的作家,然而很少見自己並沒有什麼一定理論的作家僅僅以“創作的自由”一語去反對理論家的理論的。
近年來,我們常聽得有人說:“在西方,一種文藝理論之成立,必先有包孕此理論之作品;所以是從作品產生理論,而不是由理論烘逼出作品來。”持此說者,倘使是作家,那就是不願人家出題目給他的作家;倘使不是創作家,那麼,因為他自己並沒提出“理論”,所以大概只能稱之為理論以外的理論家。他們是不喜歡有不作而理論的家們嘮叨多嘴的;他們的“作品產生理論”的明證就是我們上舉的雨果、左拉諸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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