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二年來，中國的新詩有一個新的傾向：從抒情到敘事，從短到長。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詩篇，現在已經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長詩，已經出版了好幾部了。

這在一方面說來，當然是可喜的現象。儘管有些看不起新詩的人們以為這是新詩人們的“好大喜功”，然而我們很明白，這是新詩人們和現實密切擁抱之必然的結果；主觀的生活的體驗和客觀的社會的要求，都迫使新詩人們覺得抒情的短章不夠適應時代的節奏，不能把新詩從“書房”和“客廳”擴充套件到十字街頭和田野了。而同時，近年來新詩本身之病態，——一部分詩人因求形式之完美而競尚雕琢，復以形式至上主義來掩飾內容的空虛纖弱，乃至有所謂以人家看不懂為妙的象徵派，——也是使得幾乎鑽進牛角尖去的新詩不能不生反動的。

因此，我覺得“從抒情到敘事”，“從短到長”，雖然表面上好象只是新詩的領域的開拓，可是在底層的新的文化運動的意義上，這簡直可說是新詩的再解放和再革命。

就我所知，過去的一年半，長篇敘事詩出版者，已有四五部。我大略都讀過。雖然在內容和形式上我覺得需要我們的新詩人苦心研究的，還很多，但我讀的時候很興奮，讀罷以後希望也很大。

我以為最可注意的，是田間的《中國。農村底故事》，臧克家的《自己的寫照》，和蒲風的《六月流火》。這三位詩人的三部長篇敘事詩，各有各的作風。我的第一個印象如此：田間——起風——臧克家。我覺得田間和臧克家的作風最不相同，可以表示現有的長篇敘事詩的兩極，而蒲風則是兩極以外的又一作風的代表。我並沒有就此三者來評判它們的高低的意思，但是田間和臧克家這兩極卻久縈於我的腦膜，我想要說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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