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萬雷薩夫作了一篇《甚麼是作文藝家必須的條件》，主張尊重自己的個性；中間有一段話：

還在不久的時候，俄國藝術界裡有兩種潮流互相爭鬥——就是“民眾的藝術”和“純粹的藝術”的爭鬥。有些人以為藝術應該服務當代的生活，描寫它的缺點和窘狀，著手向這個目的奮鬥。有些人卻反對，說這是政論家的事情，藝術是自己獨立的，可以與“永遠的珍貴”有關係，各種臨時的現代的事情，可以舍豈不顧。

涅克拉索夫說，詩人引為羞的，是在憂愁的時代，盛唱海天的美，和戀人的親暱。

自然，如果你正被周圍的憂愁所包圍，使你不能想起自然和戀人，——你也不應該加以盛唱，——即使你自己願意，也有所不能呢。但是如果你在喜悅的時候溜望著海景，如果和你的情人面頰相偎，而你不願意用藝術的手段宣洩自己的情感，只因為“羞”的緣故，那麼你必不是詩人了。

普希金卻相反，他在詩裡說：不為著生活的驚擾，不為著利慾，更不為著戰鬥，我們生來為著靈化，為著甜蜜的聲音和禱詞。

但是如果“生活的驚擾”或“戰鬥”激動你創作的反響，那麼詩人怎麼能夠拒絕這種反響，只因為他彷彿不為著這個而生存的緣故呢？並且誰能知道他是為著什麼生的呢？千古不磨的藝術的教師，古代的希臘人，完全沒有這種藝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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