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於“藝術獨立”的人們，常常詬病文學上的功利主義；可是不幸也竟有和那些誤解政治上功利主義的人一樣，以為“功利”雲者就是“金錢”或“利用”的代名詞。這種誤會已經很可怕了，尚有尤其可怕者：那就是因為誤會的結果而把凡帶些政治意味社會色彩的作品統統視為下品，視為毫無足取，甚至斥為有害於藝術的獨立。

把藝術當作全然為某種目的而設，這一說大概現在也很少人堅信罷？文藝上的功利主義，初不待“藝術派”來作孤軍的反對。再換一方面講，功利的藝術觀，誠然不對；要把帶些政治意味與社會色彩的作品都起出藝術之宮的門外，恐亦未為全對。更說不上能否阻礙藝術的獨立。因為我們都知道：同樣的意見，擱在創作家或批評家手裡，各自用法不同，效果亦不同，創作家愈堅執己見，愈有益於藝術之多方面的發展，批評家愈堅執己見，愈弄狹了藝術的領域。

而且文學作品之所以要趨向於政治的或社會的，也不是漫無原因的；空言不如實證，我們且舉幾個現成的例。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豈不幾乎都是政治的或社會的麼？為什麼呢？

克魯泡特金說得好：第一，因為十九世紀的俄國人民是沒有公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他們對於政治的和經濟的意見，除卻表現在文學裡，便沒有第二條路給他們走。第二，因為十九世紀俄國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達到了極點，俄國的作家大都身受其苦；因為親身就受著腐敗政治和黑暗社會的痛苦，所以更加要詛咒這政治這社會。所以浪漫的詩人普希金有時也要憤慨，而他的著作不能全然沒有政治意義和社會色彩。這說的是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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