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理念，混濁的經驗——政治哲學與歷史的遭遇

孔子為中國式“清議”傳統確定了上限：“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朱子為了避免惡意曲解，在註釋中補充了一條下限：“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鉗其口使不敢言。”鑑於他本人就受到過“鉗其口使不敢言”的待遇，這個補充很有必要。雖然中國傳統思想在政治哲學方面不如在倫理學方面精密，但經驗性總結“論政熱情”仍然相當可靠。政治冷漠總是出現在兩個極端：其一是“墨索里尼永遠正確”的高壓統治，其二是“歷史終結之後”的平庸化社會。處士橫議、民氣洶湧恰好代表二者的中間狀況，這時“X國之命運”似乎多多少少懸而未決，人人都認為自己的微薄力量有可能影響歷史路徑的選擇。

納博科夫評論美國的俄羅斯流亡社群，稱他們的文化水準高於周圍的普通美國人。他們永遠爭論不完的話題是，（俄羅斯）一百多年爭取自由的光榮和悲慘鬥爭，以及應該如何和不應該如何。但他們的下一代對政治極其冷漠，看不出教育除了提高收入還能有什麼意義。自然，他們身邊的美國社會始終屬於巴位元[26]的精神後裔。收入豐厚的管子工和卡車司機用憐憫的目光打量大學教授，被俄國人稱為“知識分子”的特殊人物享受不到神聖的光環。

在這種國本已定的平庸社會中，沉默的保守主義深入全民，無孔不入，無比自信，足以將任何離經叛道者變成小丑。對“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革命者）而言，這比迫害更可怕，所以，托洛茨基才會說出布林什維克寧可受人憎恨也絕不受人嘲笑的話。相反，高壓統治下，官方保守主義鈸鼓齊鳴，貌似強大，卻更像是要塞部隊四面受敵，亟需尋找自信，只可惜不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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