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在今天的讀書界近乎異類，後生晚輩進入其思維體系頗有困難，因為從精神系譜學的角度講，此書屬於孫隆基、顧準和金觀濤的世界。這些當年的風雲人物似乎已經淡出歷史，比王國維和陳寅恪更讓人感到陌生。文化特質支配歷史解釋，這是典型的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意識。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迅速轉為內向。問題意識與宏大敘事一起消失了，青年一代已經開始相信學術和技術沒有任何區別，絕不拋頭露面的貞操比什麼都重要。這種風氣轉變並不新鮮，北宋到南宋、明代到清代都是這樣，原因都不在學術發展的內部邏輯，而在於政治世界的橫向摧折。人們害怕空疏的大體系，從價值層面逃回事實層面。士大夫（也就是巫師－史官）是危險的，手藝人則是安全的。如果喪失“義理”的世界四分五裂，沒有人應該對此負責。

明此，我們就要立刻放棄用史學或法學標準衡量此書的一切企圖。用日耳曼－撒克遜傳統的語言解釋，作者的意圖是要釐清華夏世界的憲法性秩序。然而，這樣的用詞是不恰當的。憲制是權利邊界分割的體系化，巫史文化的特徵就是缺乏明晰的邊界概念。“經義”大概就是憲法性秩序在華夏的最接近對應物：合乎天意、傳統和民心裁斷的正當性。正當性不能量化和分割，只能解釋和描述。天下秩序是正當性的具體體現，抹去了自然規律和實證法律的區別。《周易》作為天下秩序的思想實驗，在巫史文化中佔據了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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