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兩漢歷史舞臺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明確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產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並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為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為歷史轉變的里程碑。[8]

《春秋公羊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董仲舒藉以發揮，改造成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

明堂辟雍是中國最高等級的皇家禮制建築之一，是帝王祭祀天地諸神以及祖先的場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思想，以此神化和鞏固皇權，影響了後世的歷朝歷代。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獨尊儒術並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後世才顯現。武帝時代改寫歷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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