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44年我在戰時安徽省會立煌的安徽學院教授西洋通史開始，時至今日，我在中外各大學做歷史教師，斷斷續續的已經有四十多年了。由於啖飯之需和環境所迫，我幾乎把古今中外的歷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過。個人所知有限，誤人子弟，中外皆有，思之慚汗。但是個人教書卻也因此養成一種比較教學的習慣——喜歡把各種不同的民族史排列起來做比較講解。這種教學方式在歷史科學裡本來就叫作“比較史學”。只是我原本無心，而陰錯陽差地誤入此行，終於逐漸陷入而不能自拔罷了。

通性、特性，必然、偶然

從比較史學的觀點來說，我個人總認為中國人和中國歷史的發展，在世界歷史的範疇之內是有其“通性”的。這也就是說，世界上雖種族各異、立國有別，但在歷史的發展上是具有若干共同規律的。可是我們這個佔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龐大民族，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其發展過程，當然也自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性”。因此我們這部中華民族史的形成，便是在這“通性”與“特性”互動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

再者，在這些發展程式中，其制度更迭之軌跡，以及潮流變易之渠道，更受有“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之干擾。“必然”的發展且往往為“偶然”事件所截堵；而“偶然”的發生，也往往引出“必然”的後果。這種“通性”“特性”、“必然”“偶然”互動影響所造出的史例，在三千年歷史上是數不勝數的，其錯綜複雜的關係，也不是任何形式邏輯上的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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