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短暫而來之不易的和平時期所隔開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個巨大的高壓鍋一樣加速了歐洲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化。兩次世界大戰也將西方社會導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別是在激烈的衝突下，為進行戰爭而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障礙被排除了。隨著政府逐漸發現專門致力於實現特定目標的戰時“指令經濟”效果十分明顯，一種有意操縱人類社會的和平與戰爭的一系列可能性開始顯現。因此，各個政權如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統治下的美國，都在根據這一計劃努力地重新引導人類和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認可了一種發現：像政府一樣，經濟和社會是人為創造的，並且如果大多數人被說服或被迫服從某個人的命令，根據一些人的命令執行，它們就可以被重新構建（至少在寬泛的侷限性之內）。

在1815～1914年間，一種不同的思想和實踐界定了我們確切地稱之為歐洲和西方歷史的“資本主義時代”。美國和法國的革命與19世紀自由主義憲法的制定已經清晰地表明，政治體系不是透過自然或上帝賦予而是人創造的，並且如果大多數人有改變的意願，它就可以被改變。另一方面，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認為，社會和經濟是自然產生的，超出意識所能控制的範圍。他們認為，公共稅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為不會對由人類天性和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市場關係所界定的各種人類生活方式產生太大的影響。只有社會主義者預見到透過政府行為來大規模、有意識地重組經濟關係的可能性，但20世紀實際已經實現的狀態與社會主義者對革命後的社會期望似乎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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