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周遊士之盛，以“客”為載體。“理想主義者”系列，以顏、孟徒子徒孫居首，唱“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虛擬“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戰國策·燕一》）之“儒家輝格史學”，藉以支援“道尊於勢”；而以“現實主義者”蘇、張縱橫之流立場，遊士之尊原本無甚高義，端在列強惡性競爭一事。“客”階級利益有賴於“勞工陣線集體行動”維持，“道統”“恆心”於我何有哉！孟嘗君之“主客勞資最低待遇標準糾紛”[27]，平原君之“主客勞資最低榮譽標準糾紛”，蘇、張犧牲東道主之“共濟會互助陰謀論”[28]，雖非史實，但皆有所本。遊士之名譽，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義，“儒”本有博古之義，其後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說，可見“無恆產者”畢竟多無恆心，理想主義標準不為多數人設。[29]

於是“法西斯主義者”踵“現實主義者”之弊而興，視遊士為蠹首：非但不能肩負道統，復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團，賣君於上，病農於下，大為治道之憂。明王不能除滅而廓清之，不足以為道。名法之盛，即徵輿論氣候將轉，“理想主義者”泥足已現，禍將及身。

儒生雖能合縱關東豪傑，誅滅狂秦，所得不過“皮洛士勝利”[30]。親儒者敗，反儒者興，風會難移。孔門抱先王之禮器，與陳王同盡。陳餘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義之師而亡全趙。項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斃，魯儒獨以絃歌拒漢。田橫徒有義士，關河終屬無賴。蕭相以文法吏師秦制，漢家宅咸陽以臨關東，意態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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