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王負家國眾望，必欲為楚人之戴高樂，絕難容忍諸夏（諸歐）一統、榮耀古國淪為尋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國體系，無異於盟軍肢解德國，重建“各民族的歐洲”。新聯盟用於監視霸國復起，並無取秦而自為秦政之意。有原則政治家唯願復興祖國，所爭不在權位，故而政綱一敗，絕不戀餞、偷生。“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楚國貴族）”證明項王只知有楚，以為華夏不過文明概念，並非國家。後人責其何不西都關中，愚蠢程度等於責問戴高樂何不定都柏林。顯而易見，此類計劃唯有無根遊士-遊民集團始能奉行。就當時形勢推斷：八千子弟必系楚國本土貴族精華，斷非沛公“為天下者不顧家”之個人冒險家集團。項王之所以不能廣納各方人才，亦在於貴族集團原不能容許外邦人、卑賤遊民出人頭地。後人以為楚軍等於後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團，想象首領完全依賴個人手段、隨意行使武斷權力，純屬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田橫之心全同魯公[12]，所異僅在為齊而非楚，復國不成，豈愛大者王、小者侯？ 漢高流氓，無歷史重負，正所謂無產者無祖國，本無榮譽可爭，舍功利無所計，故不忌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漢制郡、國並立，即以秦皇之制治關西、項王之制治關東，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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