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有另外一股女權主義混入關於婦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辯論之中，此即性解放。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許多婦女公開傳播類似節育這種得到正派人士支援的主張，卻遭到無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貝贊特夫人的子女撫養權因此被剝奪；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瑪麗·斯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撫養權稍後也被剝奪。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進入任何運動的組織。只要在必要時能夠保持體面，普魯斯特（Proust）偉大小說中的巴黎上等階級社會，或像納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這類獨立而且往往準備充足的女同性戀，會很輕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論它是正統還是異端。但是，像從普魯斯特的小說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將性解放和社會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會的轉型混為一談，而且，他也不歡迎這樣的轉型。相反，社會革命分子的確致力於婦女性選擇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爾所讚美的傅立葉（Fourier）性烏托邦，尚未完全被遺忘］，而這樣的運動吸引了反傳統者、烏托邦主義者、狂放不羈者，以及各種各樣的反文化宣傳者，包括那些宣稱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寢的人。像愛德華·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這樣的同性戀，像哈夫切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這樣擁護性寬容的人，以及像貝贊特和奧利弗·施賴納（Olive Schreiner）這類各具品位的解放婦女，均被吸引到19世紀8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小圈子裡。沒有結婚證書的自由結合不僅被接受，在反教權運動特別強烈的地方，它簡直是必需。可是，從列寧日後與太過注意性問題的女性同志發生小衝突一事，可以看出關於“自由戀愛”應該指什麼，而它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又佔了什麼樣的地位，大家的意見仍然很不一致。心理學家奧托·葛羅茲（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也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學生。他的成功，是透過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識和藝術環境［至少是透過他的情人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姊妹——韋伯、勞倫斯（D. H. 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透過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這樣提倡無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對馬克思沒有什麼好感的尼采派哲學家。雖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羈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讚頌（但也遭到其他人的反對，說他是道德之敵），而且贊成任何會毀滅現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卻是一個幾乎無法放進任何政治組織的自負者。簡而言之，就作為一項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要多。在反傳統先鋒的圈子外，它的計劃吸引不了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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