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意徹底排斥愛國主義觀念。我知道它存在，並且還知道它在當前的爭端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是我敢斷言，一場偉大持久的戰爭決不能僅僅靠這個原則來支撐，還必須有對於利益或回報的預期。

喬治·華盛頓寫給約翰·巴尼斯特的信，1778年4月21日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的確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但它既不能反映殖民時期美國的真實狀況，也和獨立後的美國國家發展沒有太多關聯。不過，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一旦清晰地表達了這一理念，就和奧馬爾·海亞姆（Omar Khayyam）在《魯拜集》（The Rubáiyát）中所說的一樣，手動自然“字成，任你如何至誠、如何機智，都難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任你眼淚流完也難洗掉一字”。這樣雄心壯志的言辭，一旦被付之於紙面之上，就不可能再被收回。

在起草《獨立宣言》之時，美國的國父們堅信他們僅僅在為脫離英國的決定進行辯護。但事實上，他們創制了一份充滿夢想的宣言。在宣言中，他們向這個國家的子孫後代做出承諾，要將殖民者曾經信仰卻從未實現的理想變成現實。在建國之初，美國就面臨一個悖論：奴隸主宣揚著自由，而這種悖論至今仍在美國的土地上游蕩。同時，從美國由殖民地變成國家的那一刻起，它就揹負起“將原則付諸實踐”這樣一個自我強加的命令，並在此基礎上謀求發展。“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辭就像國王宴會中班柯的鬼魂一樣揮之不去。與此同時，“不言而喻的真理”這樣的斷言還伴其左右，總是不合時宜地跳出來，撼動著白人共和派的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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