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美洲的事業是全人類的事業。

托馬斯·潘恩《常識》，1776年

衝突是英國在美洲殖民程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正是衝突最終毀掉了英國的殖民計劃，建立起美國這個新國家。白人殖民者與阿爾貢金部落的公開交戰讓他們彰顯了自己有別於美洲土著的身份，並且明確界定了兩者之間的種族差異。在未來的日子裡，這種種族差異也會出現在白人社會和非洲群體之間。這和我們今天所說的種族歧視還不是同一個概念，但當時這種關於種族的觀點會逐漸凝結為一種固有的種族、民族特徵。在其形成過程中，戰爭正是一個主導因素。

戰爭讓英國殖民者更加確信自己本質上的“英國性”（Englishness）。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些殖民者陷入了身份危機，這不僅是因為與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觸，也源於他們對其他國家殖民美洲情況的瞭解。新法蘭西殖民地的法國人比英國人更有決心，一心想讓美洲土著信奉他們的宗教（天主教），拋棄原先的部落文化，融入法國的社會文化。但這樣做往往適得其反。當時的一位官員讓·博沙爾·德·尚皮尼（Jean Bochart de Champigny）指出：“在更多的情況下，法國人會變成野蠻人，而不是野蠻人變成法國人。”[1]不過在英國人看來，這種說法無關緊要，反正不久之後，他們既會和法國人、也會和土著人作戰。英國人透過暴力維護了自己作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身份，捍衛了這種身份中蘊含的價值。最終，這種暴力又會迫使他們從自己原有的歐洲身份中脫離出來，形成一種新的身份。美國這個政治文化國家、單一民族獨立國家也許的確起源於“阿爾比恩的種子”（Albion's Seed），但這顆種子絕非新世界裡唯一的種子。當其他所有的種子都開始發芽，一種截然不同的植物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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