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歐洲的和平”——19世紀頭30年的英國政治家曾這樣形容他們心儀的歐洲大陸均勢，不過這種均勢很快被1830年和1848年波及整個歐洲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衝擊得七零八落。從那以後，歐洲諸國的權力與法統基礎開始受到動搖。

各國統治階級必須努力證明他們不是倚靠世襲血統，而是依靠他們在紛亂國際局勢下的治國之能而存在，這體現在為百姓提供就業、增加收入以及發展近代工業來滿足社會需求上。急劇膨脹的人口與迅速推進的工業步伐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原料、開拓更多的銷售市場。從英國布里斯托爾灣一直到波蘭維斯瓦河口沼澤區，各國統治者普遍形成一個新的共識，即政府要不停歇地向前奮鬥，以求受到內部階級鬥爭以及外部市場競爭而波動的社會實現和諧與穩定。德國也不例外。

1871年，英國政府忐忑不安地發現，歐洲大陸均勢已因德國打敗法國而被無情地打亂。在德法激戰正酣之際，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對過去十年裡歐洲大陸所發生的變化表現出深深的憂慮。他所稱的“德意志革命”揭示出德意志的所作所為，挑戰了大英帝國對歐洲的一向主導，也打破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制衡。

迪斯雷利能準確預見未來形勢，但是隨後的歷屆英國政府包括他本人對新德意志的看法都過於樂觀。獲授比孔斯菲爾德勳爵並出任英國首相後，迪斯雷利在1878年出席重建巴爾幹秩序的柏林會議時，對俾斯麥的忙前忙後表示感謝，俾斯麥也回敬道：“這位猶太裔長者才是真正偉大的人”。彼時英國政府陷於與逼近印度的俄國在中亞的博弈中，而且還在非洲問題上與法國糾纏不休，不過，德國的居中斡旋使列強在1884年於柏林舉行的瓜分非洲會議上得以劃分彼此在非洲的勢力範圍。儘管存在這些合作，俾斯麥和他的英國對手們卻從未達成足夠多的共識，以實現形式上的和解。俾斯麥竭力阻止他所擔憂的“英國格萊斯頓內閣”（其間英國資產階級實現對英國政治上層建築的民主改造）在德國的出現。對俾斯麥以及他所出身的階級而言，議會制政府在含義上便是一個矛盾體。因為他們把議會固執地看作是分裂、虛弱、無力組織國家力量的化身。德國暴露在歐洲的中央，而其最終控制權又握在一個軍事專制政府手中。儘管意識形態和政權結構大相徑庭，英德兩國的默默合作在俾斯麥治下及其身後數年都進展順利。德國霍亨索倫皇室與英國漢諾威王室之間的歷史關聯，在形式上保障了德英兩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合作。維多利亞女王這位“歐洲人的祖母”，也是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的外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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