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說，中世紀的城市空氣對自由很有益處。

的確如此。

躲在高高石牆後面的人完全可以對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事後卻平安無事。

沒過多久，歐洲大陸的條件大為改善，國際商貿活動又成為可能，於是產生了另一種歷史現象。

以幾個片語表示便是：生意益於寬容。

這個論點在一個星期內的任何一天，特別是在星期日，在我國任何地方都能夠得到驗證。

溫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援三K黨，紐約卻不行。紐約人如果掀起一場驅逐所有猶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的運動，華爾街就會亂作一團，勞工運動蜂擁而起，全城就會被破壞得不可收拾。

中世紀的後半期便是如此，莫斯科是一個貌似公爵實際上是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惹惱新教徒，但是在國際商業中心的諾夫格羅德卻需要小心從事，不然便會激怒前來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蘭芒商人，隨後，他們便會前往維斯比。

頂樓中的君主

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可以用一整套豐盛的份飯來泰然款待農夫。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布呂赫人在他的城郭裡開始對異教徒進行屠殺，那麼代表外國公司的人便會馬上遷走，隨之資金也會被抽回，城市就會被逼破產。

不少國家並不能從根本上汲取教訓（如西班牙、教皇統治區和哈普斯堡家族的領地），卻依然按照所謂的“對信仰的忠誠”意氣用事，把信仰的敵人驅逐出去。結果，它們不是徹底地消失不見，就是淪落到第七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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