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社會”把“整體”的安全放在所有考慮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個人卻認為世界迄今的發展無一不依靠個人努力，而非依靠集體的奮爭（說白了就是不相信所有變革），因此個人的權利要比集體的權利重要得多，爭取寬容的鬥爭，正是這兩派自古以來衝突的一部分。

我們如果同意這個前提是正確的，那麼一個國家的寬容程度便與大多數居民享有的個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往昔歲月裡，有時會出現一位非常難得的開明統治者，他對臣子們說：“我堅信‘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原則。我希望所有可愛的臣民們都對他人施以寬容，不然就會自食其果。”

在這種情況下，性急的臣民們就急忙貯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幾個壯麗的字樣：“寬容第一”。

但是，這個突然的轉變是出於對國王的絞刑吏的懼怕而作出的，因此難以持續長久。國王只有在恫嚇的同時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級教育的明智體系，把它當做每天的政治活動，才能取得碩果。

16世紀後半期，這種幸運的環境在荷蘭共和國出現了。

首先，這個國家有數千個半自給自足的城鎮和鄉村。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漁夫、水手和商人。這3種人都習慣於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職業的性質迫使他們作決定時要迅猛果斷，依據自己的利弊，判斷出工作中的機遇。

我絕不是說，他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聰明或者心胸更寬闊。但是艱苦的工作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幹勁使他們成為整個北歐和西歐的糧食和魚類的搬運工。他們知道，天主教徒的錢和新教徒的錢一樣好用，他們喜歡現金交易的土耳其人，討厭要賒賬6個月的長老會教徒。於是，荷蘭成為進行寬容試驗的理想國度，不僅如此，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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