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納和特朗皮納斯的研究清楚地說明，西方對於有關獨立性和相互依賴性問題的看法根本不是堅如磐石的。在西方國家中發現的這些差異也有相當的規律性。一般來說，地中海周邊的國家加上比利時和德國介於東亞國家和深受新教、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影響的國家之間。甚至還有比這個更多的規律性，有人曾經說“思想在向西遷移”，意思是說在文明從其發源地向西遷移的過程中，個體的價值觀、自由、理性和普遍主義的主導地位在日益提升。巴比倫人編制了法典，並對法律進行普及。猶太人強調個體的獨特性。希臘人更加重視個體，並信奉個人自由、辯論精神和形式邏輯。羅馬人帶來了理性的天賦，就像中國在科技領域的成就一樣——在沉寂了千年之後——他們的繼承者——義大利人重新發現了這些價值，進一步弘揚和發展了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成就。開始於德國、瑞士，遍及法國和比利時的新教改革又提出了個人責任和宗教活動的定義。這次改革也削弱了對家庭和其他封閉團體的責任感。這些價值都在英國卡爾文教派的亞文化中得到了強化，這些文化包括清教徒和長老會教徒的文化，他們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為美國的政體奠定了基礎。（托馬斯·傑斐遜寫道：“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他只是在解釋清教徒的支持者約翰·洛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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