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還出現了另外一項意義重大的理論突破。與圖靈的成果類似，這項突破也只是一個思維實驗。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生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在這一年提交了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一篇碩士論文，《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後來更將其稱為“資訊時代的大憲章”。13

夏農在密歇根州的一個小鎮長大，他從小就喜歡製作飛機模型和業餘無線電，後來更進入密歇根大學攻讀電氣工程和數學專業。他在大四的時候應徵了一份貼在學校公告欄的招聘啟事，這份工作的內容是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幫助萬尼瓦爾·布什運作微分分析機。在得到這份工作之後，夏農徹底被這臺機器迷住了——跟組成模擬部件的轉軸和滑輪相比，更讓夏農著迷的是控制電路中的電磁繼電器開關。這些開關可以根據電流訊號接通和斷開，從而形成不同的電路形式。

1937年夏季，夏農暫時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前往貝爾實驗室工作，這是一家由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運營的研究機構。當時的貝爾實驗室位於曼哈頓哈德孫河畔的格林尼治村，它是一個可以將想法變成發明的搖籃。抽象的理論和實際的問題在這裡交匯；這裡的走廊上、餐廳裡聚集了許多偏執的理論家、親力親為的工程師、脾氣暴躁的機械師和高效的問題解決者，他們共同促進了理論和工程之間的交流。這點讓貝爾實驗室成為數字時代最為重要的創新支柱之一，哈佛大學的科學歷史學家彼得·蓋利森把它稱為“貿易區”（trading zone）。當這些實踐者和理論家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學會了如何找出一種共同語言來交換各自的想法和資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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