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元年，居正進《帝鑑圖說》，第二年就發生效力。神宗這時才十二歲，他和吏部尚書張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說，要召見廉能官員，面加獎諭。居正隨即請定面獎廉能儀注，他在疏中說：“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1)二年正月，神宗在會極門，召見廉能官員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便是這一次的結果。

九月間，刑部秋審，判定重囚應處死刑的，一概上奏。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難從宮內發生了。

“慈聖太后的懿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華殿和居正說，“先生以為怎樣？”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居正說，“皇上即位以後，停刑已經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兇惡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來，還是不必停。”

神宗聽了以後，奏明太后，應處死刑的，一概准予執行。

這一點牽涉到古代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問題。不負實際責任的人常常主張寬大，但是負擔實際責任的人，便認為這是一個難題。鄭子產臨死的時候和子太叔說：

“我死後，國家大政是你的事了。有德的人，也許能夠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的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燒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覺得可愛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寬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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