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置身康奈爾大學之初，“比較”這一概念的使用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有限的。我不是說比較從未被進行。它們一直在被有意識地和（更為經常的是）無意識地進行，但總是以一種實用的方式小規模進行。即使是到了今天，在康奈爾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Cornel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只有一個系（比較文學）在其稱謂中使用了這個詞。而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亞從事田野工作的1960年代初，這個系並不存在。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幾乎沒有系統地思考過比較。政治學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例外，因為它有一個名為“比較政治學”的分支，我就屬於這個分支。但是，我和我的同學所研究的比較主要聚焦在西歐。這樣做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若干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相互影響、相互學習、彼此競爭。它們也認為它們分享了一種基於古典和不同基督教派的共同文明。比較似乎既簡單又切題。

對我而言，奇怪的事情是比較政治並不包括美國本身，那是一個被稱作“美國政治”的不同分支的專屬領地。在某個層面上，這種劃分從實用性角度是容易理解的。本科生們未來想以政治家、官僚、律師等為職業，對關於他們自己國家的政治課程的興趣壓倒一切。同樣的“民族主義的”興趣可以見諸大多數國家。我們系因為學生的需求，受美國事務研究者支配。一個不那麼顯在的因素是由我所謂的“官方民族主義”所造成的無處不在的“椰殼碗下的青蛙”心態。美國有兩個重要鄰國，墨西哥和加拿大，但並沒有關於這些國家的政治的課程。直到我2001年退休，鮮見有學生能夠說出前者的總統或者後者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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