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入獄的經過

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援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1]。

五四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穫：第一，便是在全國輿論譴責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親日高階官員撤職；第二，便是由於全國學生的強烈抗議和中國在巴黎留學生的強烈反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因此使所謂“山東問題”能夠在［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得以重開談判而獲得解決[2]。

這項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的成功，中國的政黨因此頗受啟發。他們覺察到觀念可以變成武器，學生群眾可以形成一種政治力量。我在《獨立評論》上所寫的紀念“五四”的一篇文章裡（見該刊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一四九期，《傳記文學》十四卷五期於“五四”五十週年特輯，曾轉載此文），便舉孫中山先生為例。孫公寫信向海外華僑捐款來創辦報刊［便強調對青年們宣傳的重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學生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啟發，竟能化新觀念為力量，便赤手空拳地使反動的北京政府對他們讓步[3]。

1919年以後，國、共兩黨的領袖們，乃至梁啟超所領導的原自進步黨所分裂出來的研究系，都認識到吸收青年學生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後事實上所有中國政黨所發行的報刊——尤其是國民黨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發行的機關報——都增加了白話文學的副刊。［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的文學副刊便取名“覺悟”。梁啟超派所辦的兩大報《北京晨報》和《國民公報》裡很多專欄，也都延攬各大學的師生去投稿。當時所有的政黨都想爭取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援，其結果便弄得［知識界裡］人人對政治都發生了興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構想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的影響］也就被大大地削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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