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為1948年8月25日在波蘭弗羅茨瓦夫（Wroclav）召開的“知識分子和平大會”（The 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準備的發言稿。愛因斯坦收到邀請，但未能成行，他委託奧托·那坦（Otto Nathan，1893—1987）代為宣讀。但由於裡面有建立“超國家組織”等內容，大會組織者建議那坦刪掉，但遭到了拒絕。這篇發言稿最終並未真正在會上宣讀。愛因斯坦後來將本文交給《紐約時報》，於1948年8月29日發表。

作為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今天我們懷著深刻的歷史責任感在這裡相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感謝法國和波蘭的同行，由於他們的提議，我們為了一個重大的目標集合在一起：利用有智之士的影響來促進世界範圍的和平與安全。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柏拉圖是最早試圖努力為之奮鬥的人之一——運用理性和謹慎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向遠祖遺傳下來的本能和熱情投降。

透過痛苦的經驗，我們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常常具有悲劇性的含義。一方面，它產生了使人從精疲力竭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的發明；但另一方面，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不安，使人成為其技術環境的奴隸，所有這些中最為災難性的是——發明了人類自我大規模毀滅的手段。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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