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愛因斯坦應朋友奧托·那坦的邀請，為後者的朋友、美國社會主義期刊《每月評論》創刊號的編輯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寫了這篇被認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愛因斯坦看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即使具有民主執行機制，也無法控制；更重要的是，這種體制未能釋放人類創造力的全部潛能。他最後得出結論，只有透過有計劃的非官僚經濟，寡頭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類的潛能才能得到真正釋放。

文章的最後一節未被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一個不是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專家，卻要對社會主義這一主題發表意見，這樣做合適嗎？我有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看起來，天文學與經濟學之間並不存在基本方法論方面的差別：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針對特定範圍內的現象發現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規律，以求儘量清晰地理解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絡。然而實際上確實存在方法論上的差別。由於看到的經濟現象經常受許多難以分開進行評估的因素影響，發現經濟學領域的一般規律變得很困難。而且，眾所周知，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積累的經驗，受到的主要影響與限制，從性質上講絕不是經濟因素。例如，歷史上大多數主要國家都是透過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經濟上成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並從他們自己的階級中任命教職人員。這些控制教育大權的教職人員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恆的制度，而且創造出一套價值體系。從那時起，人們的社會活動一直受到這套價值體系的引導，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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