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紐約阿斯托酒店(Hotel Astor)舉行的為紀念諾貝爾逝世50週年而舉行的第五次諾貝爾紀念會晚宴上的致辭,選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無論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還是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都將這一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年,即1945年12月10日。現依據舒爾曼博士的意見,予以糾正。
物理學家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極其類似於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發明了到他那個時代為止最具威力的炸藥——一種極強的破壞手段。為了贖罪,也為了減輕良心上的負擔,他為促進和平與實現和平設立了獎項。今天,這些參與制造有史以來最可怕、最危險武器的物理學家也被同樣的責任感——如果不說是罪惡感的話——折磨著。我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發出警告,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放棄我們的努力。我們要使世界各國,尤其是讓其政府明白他們必將引起無法形容的災難,除非他們改變了彼此共處的態度,改變形成未來任務的態度。我們幫助製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於防止人類的敵人先製成它。倘若納粹得到這樣的武器,他們必會奴役世界,必會給世界帶來不可設想的破壞。我們把此武器交到美國人和英國人手上,是因為我們把他們看成是全人類的受託人、和平與自由的戰士。但至今為止,我們從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證,也沒有看到任何《大西洋憲章》中承諾的自由的保證。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和平。戰時聯合起來的強國在和平解決問題時分道揚鑣了。世界曾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戰爭結束後,恐懼卻與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於匱乏的自由,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時,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仍面臨著飢餓。國家也同樣得到了解放和正義的諾言,但我們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解放”部隊向謀求獨立和社會平等的人開火,而以武力支援那些國家裡似乎最適合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黨派和個人。領土問題和權力之爭,儘管已經過時,卻依然壓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義的基本要求。請允許我詳細闡述一個例子,它僅是普遍症狀的一個例子而已。這個例子是關於我自己的民族——猶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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