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我進入了都柏林的三一學院。我想當時我應該才十七歲吧,不過那時就感覺自己彷彿是被迫棲身於燕雀之列的鴻鵠。到三一學院只能算求學生涯的繼續。和往常一樣,若是周圍沒有了歡聲笑語和衣著鮮豔的夥伴,我就感到漫無目標,身心疲憊—現在正是這樣。我對自己處境有強烈的不滿足感。即便在孩提時,這種不滿足感就讓我打寒戰。我感覺自己彷彿身陷牢獄,不過到後來我才發現這種比喻其實並不確切。
我在那裡的導師是馬哈菲。他總是和我談希臘的事,不過有時會有些微妙的省略。他告訴我:“讀一讀柏拉圖,讀他的對話。如有必要,也可讀皮科克[57]的哲學。但一定要讀柏拉圖,看他怎樣把講話變成戲劇,把對話變成藝術。”所以到了晚上,我就高聲朗讀《斐多》。我還翻譯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翻得像是出自史文朋[58]筆下。我也看史文朋的作品,但覺得像是鬧劇。那時,我對很多不得不讀的作家都不屑一顧。我厭煩維吉爾冷冰說教,奧維德荒唐學究;我鄙棄西塞羅的自我炫誇,愷撒的乏味陳情。我反而對阿普列烏斯[59]圓潤洪亮的非洲拉丁文興致很高,也喜歡埃拉蓋布盧斯[60]當政期間德爾圖良[61]的那些要言不煩的作品和佈道。我最最喜歡的是佩特羅尼烏斯[62],他的《薩蒂利孔》在我心裡激盪起對新型情感的讚賞。我倒沒有希望自己去親身體驗這些情感,知道它們曾經存在過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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