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坐在我的私人診室裡心無旁騖地看病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幾個月後，也就是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進駐奧地利。那個政治上風雲變幻的夜晚，我正在替我的同事做一個題為“焦慮不安是一種時代現象”的演講，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突然，大門被撞開，一名納粹衝鋒隊隊員全副武裝地站在門口——他也許是許士尼格[1]派來的？我心想。很顯然，這名衝鋒隊隊員是來搗亂的，他想迫使我中斷演講。

我對自己說：一切都有可能！繼續講下去，讓他忘記自己是來這兒幹什麼的！要轉移他的注意力！於是我盯著他的臉，一直說個不停。他站在那裡呆若木雞，直到半個小時之後我的演講結束才緩過神來，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場雄辯風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趕，布拉特大街上已經站滿了歡呼雀躍、搖旗吶喊的遊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親在哭泣，廣播裡許士尼格正在向民眾發表告別演說，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傷氛圍瀰漫開來。

說起我的演說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幾年之後，我已是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請同事們來家裡吃飯，席間我妻子堅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僅僅是想從他嘴裡知道大家給我起了什麼外號。最後他終於說漏了嘴，告訴我們大傢俬下里喊我“瘋子戈培爾”。我和妻子都覺得這個外號不錯，上帝送給每一種動物一樣禦敵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類的，而他送給我的就是演說才能。每當我結束演講，進入自由討論環節，我就變得很難對付。那些攻擊我的人，聽了我的回答後就笑不出來了——他轉而成了觀眾嘲笑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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