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畢業之後，我先在珀茨爾的精神病醫院裡工作了一段時間，接著又去約瑟夫·格斯特曼（“格斯特曼綜合徵”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裡待了兩年，學習神經病學方面的知識，最後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醫院工作了4年，負責管理“女性自殺患者區”。有一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經過我手的女性患者不少於3000人！這些實踐上的積累，使我的經驗日益豐富，看病時眼光也愈發敏銳起來。

我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時，提出將皺眉肌現象[1]視作精神分裂症急性發作的一大症狀，這一現象是我從影像資料中觀察到的，而我在給維也納精神病學協會做講座時也播放了這段影像。

我剛開始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的那幾天過得心驚膽戰，特別是一到晚上，我的夢境裡總是充斥著與精神疾病相關的可怕場景。我的主管利奧波德·帕夫利基醫生[2]（他的兒子是奧地利著名音樂家）在我來醫院的第一天就再三叮囑我，去病房的時候千萬要把眼鏡摘掉，因為我的那些女性病人很有可能給我臉上來一拳，打碎的鏡片恐怕會扎傷眼睛，而醫院是不會為我自己的疏忽大意負責醫藥費的。我聽從了主管的建議，可是由於我沒戴眼鏡而無法看清周圍的情況，當場就捱了一拳。於是從第二天起，我還是戴上了眼鏡，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病人的一舉一動，如果角落裡的某個身影想朝我攻擊的話，她八成不會得逞，因為我早就溜之大吉了——這多虧我戴了眼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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