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後，我關注的重心從理論轉向實踐。我先是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青少年諮詢中心，後來又依照這一模式在其他六個城市也建立了這一組織，奧古斯特·艾希霍恩[1]、埃爾溫·韋克斯貝格以及魯道夫·德雷克斯等人都被我聘請為中心的名譽顧問，此外，夏洛特·比勒[2]還免費在家中接待尋求幫助的青少年。 1930年我首次在學校畢業季期間組織了一次專項行動，效果明顯，維也納多年來首次無一例學生自殺記錄。

國外開始對這項工作表現出興趣，於是我被邀請去各地做這方面的講座。在柏林我結識了威廉·賴希[3]，他對我的青少年諮詢工作很感興趣，於是一連幾小時開著他那輛敞篷車，帶我在柏林市區閒逛，一邊兜風一邊和我討論我在諮詢中心裡遇到的各類性問題。此外，我還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的學術圈子裡做了演講，並在布拉格結識了奧托·珀茨爾[4]，後者後來來到維也納，成為瓦格納—堯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為終身的良師益友。

在我看來，珀茨爾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繼承了天才們丟三落四、不拘小節的毛病。下面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發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來我的診所，走進我的辦公室後，他把傘（這把傘他平日裡一直隨身帶在身邊）順手掛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個病例。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告辭，我送他出去，沒多久他又折返回來——他把傘落在我這兒了，於是他取了傘，再次離開。這時我突然發現，他錯把我的傘拿走了，連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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