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我和弗裡茨·維特爾斯[1] （他為弗洛伊德寫了第一本傳記）、馬克西米利安·西爾伯曼（Maximilian Silbermann）共同建立了醫學心理學學會，我當選為副主席。西爾伯曼任學會主席，此後他的繼任者為弗裡茨·雷德利希[2]、彼得·霍夫施泰特爾[3]。學會聘請的顧問包括弗洛伊德、席爾德以及其他在20年代維也納的心理治療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學會中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1926年我在此做了一個報告，在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意義治療”（Logotherapie）的概念，而它的另外一種說法“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直到1933年我才開始使用——那時候我的理論成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體系了。

1929年我提出區分三類不同的價值的構想，也就是為我們的生命——從出生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撥出最後一口氣為止，賦予意義的三種途徑，具體來說，它們是：我們的行動，我們創造的作品，以及我們的經歷、際遇和愛。即使在無法改變的殘酷命運面前（比如說得了不治之症，某種不宜手術的癌症等），我們仍然可以透過某種方式獲取生命的意義——透過展示最為強大的人性，即把苦難轉化為人類成果的能力。

眾所周知，沃爾夫岡·索切克（Wolfgang Soucek）將意義治療稱之為“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有人會說，這個學派的創始人真是恰好印證了海克爾的生物發生基本律——“個體發育是系統發育的簡短而迅速的重演”：我曾親身經歷過維也納第一、第二心理治療學派，簡短來說， 1924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鼓勵下，我在他主編的《國際精神分析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一年之後，也就是1925年，我又在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另外一篇論文。可以說，我親身參與了心理治療學的發展，不過與此同時，我又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就單說“矛盾意向法”（Paradoxe Intention）吧，早在1929年我已經在實踐中使用這種方法， 1939年這個概念出現在我的書中；那些行為治療領域的優秀專家們不厭其煩地指出，相較於60年代發展起來的以學習理論為指導的治療方法，我的矛盾意向法早在幾十年前就已提出了類似的思路。至於說，在我1947年出版的《實用心理治療學》（Psychotherapie in der Praxis）一書中詳細介紹的性功能障礙的治療技術，在70年代被馬斯特斯和約翰遜[4]打造成“全新的”性治療方法，在此恕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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