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來說阿德勒。 1925年我的論文《心理治療和世界觀》在他的《國際個體心理學雜誌》上發表， 1926年又有一篇見報。同年，我參加在杜塞爾多夫舉行的個體心理學國際會議，在會上做的主題報告和簡要發言開始偏離正統的觀點：我不贊同把神經官能症單純看作一種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更傾向於用一種更加開放的視角去看待它，不單單將其視作一種單純的“手段”，也定義為一種“表達”，也就是說，我希望不僅從工具性的層面，而且從表達性的角度去考察這一現象。

這是我第一次演講旅行，在去程和回程時分別在法蘭克福和柏林做了短暫停留。在法蘭克福——真是難以置信，想想也蠻好笑的——我，一個21歲的醫學院學生，受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的邀請做了一場關於生命意義的演講，當時一大群年輕人揮舞著旗子，浩浩蕩蕩地從集合地點開拔，湧向演講地，場面頗為壯觀。在回程時，我又在柏林的個體心理學協會做了一次演講報告。

1927年我與阿德勒的關係日趨緊張，與此同時，有兩個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們的為人讓我印象深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對我影響頗深，他們就是魯道夫·阿勒斯和奧斯瓦爾德·施瓦茨[1]。在阿勒斯的影響下，我開始在他的知覺生理學實驗室裡進行實驗工作，而心身醫學及一支醫學人類學的創始人施瓦茨則接受我的邀請，為我給希策爾出版社寫的一本書作序，可惜這本書卻由於我在這期間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而未能付梓〔後來我將這本中途流產的書的主體思路整理成文，刊登在1939年的《瑞士醫學週刊》（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在序言中，施瓦茨寫道，我的這本書對於心理治療的意義可以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對哲學的意義相媲美——而他確實也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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