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信仰，我已做過很多次討論。劃清心理治療與神學之間的界限，或者借用弗裡茨·金克爾[1]的說法，弄清“心靈治療學”（Seelenheilkunde，即精神病學）與“靈魂救贖學”（Seelenheil-Kunde）之間的區別，是我畢生所追求的一項重要事業。

每次討論信仰問題，首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要站在怎樣的立場去討論：是站在一個精神病科醫生，還是一個哲學家的角度，是作為一個醫生，還是僅僅作為一個人來看待這個問題。其次，在信仰這個方面，我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童年時我非常虔誠地信仰上帝，到了青春期有一段時間是無神論者。

第三點要考慮的就是我的受眾情況，也就是我在面向誰談論這個問題。在專業的精神病科醫生面前——如果我們把意義治療看作一種心理治療的方法或者技巧的話，我是不會談論個人信仰問題的。推廣意義治療這項事業無須為我的個人信仰服務，我應當對此負責。

在我最後的幾本書裡，我又開始談論，什麼是純粹的偶然事件，在何種條件下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後可能蘊藏一個更高的或者更深層次的意義——終極意義。

說到這兒，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天我路過維也納感恩教堂，我一直很喜歡它的哥特式建築風格，不過在那之前我還從來沒進去過。我聽到裡面傳來管風琴的聲音，就對妻子說，我們去教堂裡面坐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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