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念建築系的第二年，我發覺自己越來越少去上課。這和我失去我的美麗模特兒，繼而陷入孤獨的憂傷有多大關係? 有時我根本不離開我們貝希克塔斯的公寓，待在家中看一整天書。有時我帶一本厚書（《著魔者》、《戰爭與和平》、《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課堂上讀。“黑玫瑰”消失後，我的畫畫樂趣持續減退。在畫布或紙上作畫，揮灑油彩的時候，我不再有玩樂的感覺，不再感覺到小時候那種勝利的情緒。畫畫一開始是一種快樂的孩童遊戲，如今不知何故，我慢慢丟失了此種歡樂，不知將被什麼東西取而代之，使我被不安的濃霧所吞沒。離開畫畫而生存，無法逃脫人們所謂“生活”的真實世界，就跟坐牢沒有兩樣。恐懼擊潰了我——而且如果我抽菸過量——使我呼吸困難。在日常生活中接不上氣，我覺得就要溺斃。我渴望傷害自己，否則就是逃離這堂課，這所學校。

儘管如此，我有時仍去我的畫室，儘量不去想我那帶著杏仁芳香的模特兒，或是反其道而行，再畫一幅畫像召喚她。但是卻缺少了什麼似的。我錯在自以為畫畫仍能提供我屬於孩子才享受得到的樂趣，而我卻不再是孩子。畫到一半，我看出畫將如何進展，斷定它不夠好，於是半途而廢。這些一陣陣的遲疑不決使我得出結論，為了讓每幅新的畫帶給我小時候那樣的快樂，我必須在下筆之前確定我的目的。或許到目前為止，畫畫的時候始終讓我覺得快樂，因此不瞭解作畫必須吃苦頭，此種痛苦事實上可能有助於我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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