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0月，奈瓦爾造訪伊斯坦布林的七年後，福樓拜來到此地，帶來他的作家攝影師朋友德康，以及他剛在貝魯特染上的梅毒病。他待在此地近五個月，雖然他在從雅典寄給布勒（Louis Bouillet）的信中說“至少得（在伊斯坦布林）待上半年”，福樓拜的話，我們卻不必太認真，因為他這個人思念拋在身後的一切。我們從日期旁邊註明“君士坦丁堡”的多封信中清楚得知，自啟程以來，他最思念位於盧昂的家、他的書房、為他的遠行痛哭流涕的母親，他熱切地希望儘快返家。

福樓拜按照奈瓦爾的行程，途經開羅、耶路撒冷和黎巴嫩，來到伊斯坦布林。和奈瓦爾一樣，他越來越厭倦在這些地方看見的醜惡冷酷、神秘的東方情調——他對自己的幻想已經生厭，現實戰勝了他，這些現實比他的夢想愈發“東方”，因此伊斯坦布林激不起他的興趣。（他原本計劃待三個月。）事實上，伊斯坦布林不是他要尋找的東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倫的西安納托利亞之旅。激發拜倫想像力的東方是“土耳其的東方，彎刀、阿爾巴尼亞服飾、柵欄窗戶遙望大海的東方”。但福樓拜則偏愛“貝多因人和沙漠的炎熱東方，紅色非洲的深處，鱷魚、駱駝、長頸鹿”。

在二十九歲作家的東方之旅所到之處，是埃及激發了他的想像力，終其一生亦是如此。在寫給母親及布勒的信中，他自稱目前掛念的是未來以及他想寫的書。（他設想的書當中有一本是名“哈勒貝”的小說，在書中，一個文明的西方人和一個東方蠻夷彼此越來越相像，終而位置對調。）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中，我們清楚見到後來塑造福樓拜神話的種種要素已經固定——拒絕認真看待藝術之外的任何事情，蔑視中產階級的生活、婚姻、經商為生。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他在我度過一輩子的街頭漫步突發奇想，之後將之寫下，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道德原則：“對於世界，對於未來，對於人們將如何評論，對於任何一種制度，甚至對於我從前朝思暮想的文學名聲，我都不在乎。這就是我的為人，我的性格。”（福樓拜致母函，1850年12月15日於伊斯坦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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