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走進母親為我佈置成畫室的奇哈格公寓時，我便吹著氣，直到點燃爐火（十一歲和家人住這間公寓時，我是個忠誠的縱火狂——無論何時何地都在點火——但此刻我才發覺還來不及告別，此種樂趣早已離我遠去）。天花板挑高的公寓暖得足以讓我的手溫暖起來時，我便穿上油彩飛濺的罩衫——這比任何東西更能表明我作畫已有一段時間。然而這卻是一種略帶悲哀的期待，即使不是馬上，也是在一兩天內逃入一幅我無法給任何人看的畫中。我已經把公寓變成了畫廊——我的畫掛在每一面牆上，卻沒有人（包括母親，甚至父親）來看過它們。因此我在這間公寓發現一種需要：不僅知道我的畫將被人觀看，而且在作畫的同時感應以後將評斷我作品的人存在我四周。站在一間擺滿陰冷的舊傢俱、充滿灰塵和黴味的愁悶公寓裡畫伊斯坦布林風光，也使我感到愁悶。

我真希望再看看我在十六至十七歲之間畫的這些畫（現已遺失），描繪的是就托爾斯泰意義上的“家庭幸福”。這些畫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從下頁這張職業攝影師在我七歲時來我家拍的照片看得出來——我有時很難維持“幸福家庭”的姿態。摒棄平日畫的伊斯坦布林風光和后街，我趁父母在我身邊做他們每天做的事情時畫“我們”。當我父母之間的緊張關係稍趨緩和，當沒有人挑釁其他人，大家悠然自得，背後播放著收音機或錄音帶，當女僕在廚房裡忙著做我們的晚飯，或在我們全家動身出遊前——我便畫這些畫，往往是靈機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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