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很擔心外國人和陌生人怎麼看我們。但焦慮若帶給我們痛苦,模糊了我們與現實的關係,變得比現實本身更重要,那可就麻煩了。我的城市在西方人眼中是什麼樣子,我關心西方人如何看待我們的城市(大部分的伊斯坦布林人也是如此),這很令人煩惱,就像一隻眼睛始終盯著西方的每一位伊斯坦布林作家,我有時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
坦皮納和雅哈亞在尋找一種城市形象、一種文學,讓伊斯坦布林人得以從中看見自己的時候,格外用心地研究奈瓦爾與戈蒂耶的遊記。坦皮納的《五城記》中的伊斯坦布林章節,是伊斯坦布林本地作家對20世紀城市所作的最重要文字,可稱之為與奈瓦爾和戈蒂耶展開的一場時而轉為爭執的對話。坦皮納有回提起也曾造訪伊斯坦布林的法國作家與政治家拉馬丁,他指出,拉馬丁“煞費苦心地描寫”阿布杜勒哈米德建議他撰寫的《土耳其史》(在我祖父書房中有一套精美的八大冊版本),可能是由阿布杜勒哈米德本人出錢贊助。而後他繼續警告說,奈瓦爾和戈蒂耶對阿布杜勒哈米德所作的評價並不深刻,因為他們是記者,其讀者群“早有定見”,這使旅人除了談論他們想聽的事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至於戈蒂耶誇耀蘇丹對與他同行的義大利女士感興趣,以及他對蘇丹後宮妻妾的遐想——就像後來的許多西方旅人所作的陳述——坦皮納認為這“沒有堅定的道德觀念”,儘管他也承認不該責怪戈蒂耶,畢竟“後宮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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