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皮納與雅哈亞一同長途散步，穿過伊斯坦布林最貧窮的居住區。二戰期間坦皮納獨自重訪，回憶從前漫步透過“介於寇卡穆斯塔法帕薩與城牆之間的廣大貧民區”使他受益良多。戈蒂耶在這些地區感覺到1853年籠罩於城市的陰霾。坦皮納和雅哈亞在羞辱的“休戰年間”展開他們的漫遊。這兩位土耳其大作家首次上路，已是奈瓦爾和戈蒂耶來訪的七十年後，這兩位法國朋友的作品深受他們敬仰。在此期間，奧斯曼帝國逐漸喪失了巴爾幹半島與中東領地，版圖越來越小，直至終於消失，支援伊斯坦布林的收入來源中斷。一戰中死亡人數達數十萬，儘管逃離巴爾幹新共和國種族滅絕政策的穆斯林難民源源不斷，城市的人口與財富卻都大為減少。同一時期，歐洲與西方由於科技突飛猛進而越來越富有。伊斯坦布林越來越窮，喪失國際地位，成為備受高失業之苦的窮鄉僻壤。我小時候並不覺得自己住在國際大都會，而是住在某個貧窮的省城。

坦皮納寫“漫步於貧民城區”，不僅是描述他自己最近的造訪以及從前的漫遊。這些漫遊的目的不僅讓他本身重新認識伊斯坦布林最貧窮、最偏遠的地區，也是試圖讓自己逐漸適應住在貧窮國家的事實，住在一個在世人眼中不再重要的城市。於是，探索貧民區的風光等於道出伊斯坦布林和土耳其本身即是貧民區的事實。坦皮納詳細描寫我兒時熟悉的燒燬的街道、廢墟和塌牆。後來在漫遊期間，他聽見女人的聲音（出於習慣，坦皮納稱之為“來自後宮的嘰喳聲”）從“一棟尚未分崩離析的阿布杜勒哈米德時代木造大別墅”傳來，但為了與他給自己制定的政治文化方案接軌，他不得不說這些不是奧斯曼的聲音，而是在城裡新興的家庭手工業——“制襪廠或編織廠”中幹活的窮人家婦女發出的聲音。坦皮納在每一頁重複“我們大家從小都知道”的句子，他描述住在附近的拉西姆曾在專欄中提及“葡萄棚架成蔭的噴泉，在陽光中晾乾的衣服，貓狗相伴，小清真寺與墓園”。坦皮納最先在奈瓦爾和戈蒂耶關於貧民區、廢墟、破舊的住宅區所作的精闢觀察中發現憂傷，於是將之轉化為本土的“呼愁”，透過它去領略當地的景緻，特別是現代職業婦女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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