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到了貝文家,聽天由命地接受了這件事:自己不會再做工作了。挪威之行以來他什麼也沒寫,既然已被迫放棄了在松恩峽灣邊居住和工作的想法,他的唯一願望是自己生命裡最後的不事生產的幾個月儘量短些。“眼下我連想一想工作都不行,”他寫信給馬爾科姆,“這無所謂,只要我別活太久!”

起初貝文夫人有點怕維特根斯坦,尤其在對她算是種折磨的首次見面後。維特根斯坦搬去之前,貝文醫生曾邀請他到家裡吃晚飯,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妻子。她丈夫提醒過,維特根斯坦不是喜歡閒聊的人,應當小心地別說任何欠考慮的話。她求穩了,那個晚上的大部分時候都保持沉默。但當維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伊薩卡之行時,她很有興致地插話:“你能去美國是多麼幸運!”她立即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維特根斯坦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幸運,你指什麼?”

不過,維特根斯坦在那兒住了幾天以後,她開始習慣有他在身邊,最終他倆成了親密的朋友。但並非因為他是個特別好相處的客人:

他的要求很高很嚴格,雖然他的喜好很簡單。這是不必說的:他的洗澡水要準備好,他的食物要準時,每天的日程要照一個規律的模式來。

另一件不必說的事,是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不用為任何事付錢——連他留在桌上的購物單上面、要貝文夫人出門時採購的物品也不用他付錢。這些物品包括食物和書,當然還有每個月“史特里特和史密斯”的《偵探故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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