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後兩年具有某種終曲的意味。為出版而整理自己著作的任務雖未完成,但現在已然完結了——至少對他來說。此時他已接受了這件事:他的書——20年裡位於他生活中心的那項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不會出版。編輯、照管它在他身後出版的任務交到了別人手裡。在其他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以來他也從未如此依賴別人。他沒有收入,沒有自己的家,對於從前渴望的獨居和極端的獨立,也沒什麼感覺了。他的最後兩年是這樣度過的:住在朋友和弟子那兒做客——伊薩卡的馬爾科姆那兒,劍橋的馮·賴特那兒,牛津的伊麗莎白·安斯康姆那兒。

但是,與別人合住的動機主要不是經濟上的。真正說來其實並無這麼做的經濟需要:他先前告訴過馬爾科姆,他用劍橋的薪水存了足夠的錢,可以再維持兩年。與別人合住的需要,部分是感情上的,部分是身體上的(他病得愈來愈重,需要照顧),也部分是智性上的。只要活著,他希望作為哲學家而活著,雖然現在感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獨居和寫作,但他確實感覺自己能討論哲學。於是我們發現,他的哲學思考的刺激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來自於別人的思想和問題。他最後兩年裡寫的文稿,儘管很自然地在許多方面同《哲學研究》一脈相承,但在另一方面又與《哲學研究》截然不同:更多地指向對別人問題的解決。它具有一種他早先歸之於自己所有工作的性質——澄清別人的工作——也比他的其他寫作更有意識地以有用為目的。彷彿是,他希望回報主人的款待,用最珍視的財產——他的哲學天賦——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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