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和才力，學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況持籌握算、孳孳為利的商界，臭味當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願去？這事說來，也有個久長的歷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辦理喪葬等事，我一時不能回北大服務，就請校中留職停薪，住在家裡。那時新學制頒佈，商務印書館急需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招我到館任國文、歷史兩種工作，蘇、滬路近，容易顧家，我就到了上海，這是商務的全盛時代，編輯部300多人，全館職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現代化的出版企業。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錫琛，都是同事，天天見面。有一回，振鐸激昂地說：“商務是靠教科書賺錢的，我們替資本家編教科書，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為他們發的財至少有一二百萬，我們太吃虧了！我們應當自己經營一個書店，到力量充足的時候也來出版教科書，豈不是我們的一切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大家聽了，各各贊成，過幾天就結合了一個團體，由予同起名，那時他醉心清代的樸學，定為“樸社”；推我為總幹事；每一社員按月繳付10元，作為公積。第二年教科書編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當，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齊盧之戰”，上海緊張，他們為有避難的迫切要求，把兩年來儲存的款子收回去了。我聽得這訊息，大為不滿，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組織起來，其時參加的有范文瀾、馮友蘭、郭紹虞、吳維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蔣仲川等，編印書籍多種；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對門租賃房屋，開一書店，命名景山書社，作為門市部。我編的《古史辨》就是在這裡出版的；真想不到，這樣專門的東西竟銷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幾版，因此這個鋪子就站住了。但因我們都在大學裡教書，不能有一個專人集中精神來管理，而且商人刁滑，發出了書常常收不到錢，我們對付不來，至於銷路不暢的書，又徒然壓了書架，所以《古史辨》賣得雖好而這鋪子還是不能獲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稅，門面賴以維持，居然延到了抗戰。抗戰之後，併入開明書店；開明原是樸社的上海同仁開的，可說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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