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輕時，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是唯一有辦法、有希望的政黨。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靈在社稷壇，我去瞻仰他的遺容，又讀了他的《三民主義》，心悅誠服到極度。國民革命後，我第一次看見做紀念週，感動得流淚，心想從此中國得救了。可是在那時我已走上了研究學問之路，我自省沒有政治才，我不願參加政黨，所以有人拉我進黨時我都拒絕。到了中山大學，黨費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並不做黨員。

1936年，我為辦民眾讀物，到南京捐款。那時政府正諱言抗日，一班官員，自然奉命唯謹，所以捐不到多少錢。只有朱家驊說：“這件事情可以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來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黨部裡替你弄些錢，只是有一樁，你須得入黨，否則以黨內的錢供黨外人花是說不過去的。”我為要事業成功，不惜犧牲了平昔的主張，就答應了。為了我已有社會地位，所以不曾經過預備黨員這個階段，立刻做了正式黨員。這是我入國民黨的一幕。可是我雖入了黨，始終沒有參加過區黨部的集會。

在這裡，我應當說明朱氏和我的關係。當民國初年，北大設有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預科講師，那時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識。後來他留德歸來，任北大地質系教授，其時我在國學研究所工作，難得見面。不過那時我發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國民革命時，他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後碰到魯迅辭職風潮，受了購書的任務，一共花了10萬元，得到五六十萬冊，充塞了中大許多間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績，頗使他驚訝。後來他做了浙江建設廳長，到杭州，那裡是我買書最多的地方，他聽了書肆裡講我的故事，說：“送他書也不要，自己要的書也花錢買，這是從來為公家辦事的人所沒有的。”使他更要拉攏我在一塊做事。他雖做廳長，仍兼中大副校長，隔幾個月來一次，我向他請求裝置費、印刷費，他無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許多事來。到1929年，我要離開中大，他一定不答應。但因他不在廣州，沒法阻擋我的行程。我終於到了燕大，他也沒奈我何。這時我既從事民眾讀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與協助，而把我拉進了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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